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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火官网入口:道路交通规则起源:靠左走还是靠右走?(组图)

发布时间:2022-06-03 04:16:14 来源:雷火官网入口 作者:雷火竞猜

  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不久前发布,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综观这份“新交规”,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这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

  在现代社会中,道路交通建设和相关法律规则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在我国最近几次重要的修法中,不论是道路交通法,还是侵权责任法,都突出了道路交通在现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很多人认为,关于道路交通的规定是起源于近代社会汽车的发明,其实不然,在古代社会中,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道路交通基本规则,其中很多制度经过演变,仍然持续影响着现今社会。

  众所周知,我国现在道路交通基本规则就是靠右侧行走,或者行驶。这个“靠右走”的规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真理。但实际上,我国正式“靠右走”的历史远不及“靠左走”长远,这个简单的规则蕴含着很多历史典故与渊源。

  古代中国,“以左为尊”还是“以右为尊”,不是一成不变的。周、秦、汉时,是“以右为尊”的,从东汉至隋唐、两宋,逐渐形成了“左尊右卑”的制度,元朝又规定“以右为尊”,到了明清复改“以左为尊”。

  但是,“以右为尊”的传统在一个地方不适用,那就是乘车和走路之时。古代出行乘车之时,如果是日常出行,多人同乘,那么坐在左边的人一定是尊长。如果是战车,那么靠右的人一定是长官,靠左的人是车夫。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因为古代车行靠左,在战场上坐在右边相对安全一些。同样道理,如果几个人一同步行出行,那么,尊长要走在前面,如果尊长需要在行进中与人交谈,那么,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在右边,这样做同样是为了保障尊长者的安全。对此,宋代大儒朱熹曾对弟子说:“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自古以来我国出行都按照“靠左走”的传统,但是在进出宫殿、房屋和城池之时,在唐代之前都尚无明确规定。开始的时候,各朝各国大多采取“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的办法,就是派遣“交管人员”在人群稠密之时负责指挥和疏导。其实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太好,因为进出都为一处,不论是通行还是检查都存在隐患。

  到了唐代,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逐渐兴起,每天进出城门的人数很多,仅靠“交管人员”每天的疏导,往往无法及时达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唐太宗时期,特别颁布法案规定出入城门必须按照“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进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交通“来左去右”的规定,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不仅出入城门按照此规则,其他诸如出入宫殿、房屋、校场、庙宇等也都按此行事。当然,这些规则对皇帝并不适用,因为皇帝自古以来都要走“专用道”,进出“专用门”,如果有他人误闯或僭越,那等待他的就是“十恶不赦”中的“大不敬”罪名,轻则流放处斩,重则全家受到连累。

  朱熹曾以“靠左走”为例,向弟子说明“君子不欺暗室”的典故。有一天,朱熹与众弟子行走在山路之上,弟子发现老师一直靠着左边行走,因为左边靠近山边较为危险,弟子就劝老师说,这里是山间小路,没有必要遵守“靠左走”的习惯,靠右边走能更方便些。朱熹却以“君子不欺暗室”为由拒绝了,仍然靠左侧行进。他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君子应该做到人前人后都一样,即使身边没有人,也要和身边有人一样,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修身养性。

  “靠左走”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交通习惯,而且在古代欧洲也是同样的习惯。古代欧洲靠左走的习惯起源于罗马帝国,主要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罗马帝国的道路多为军备所设置,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高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骑士“靠左走”。同时,战士的佩剑多为身体左侧,靠左侧行走更有利于防备来自马路对面的攻击。如此一来,以军事立国的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带到了整个欧洲。

  必须强调的是,在欧洲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18世纪中期以前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主要依靠的还是欧洲各国习惯。欧洲“靠左走”的习惯在14世纪初期还受到了教会的影响。在1300年,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宣称“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这一来自宗教的提议影响很大,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开始修建通向罗马的道路,教民也都靠左侧行走。

  当然,也有很多欧洲国家仍然有着自己的独立风格。比如法、德两国是传统大国,道路平坦,乘坐马车的要比骑马者更多些,靠右侧行驶的马车更容易保证安全。同时,这两国农业发达,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更多地选择从右侧行驶。但是,法、德两国贵族仍大多保持靠左行走的习惯。

  既然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到了近现代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形成了“靠左走”和“靠右走”两大阵营呢?这首先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法国革命后,革命党人曾以“革命的恐怖代替反革命的恐怖”,对往日贵族残酷株连,使得昔日贵族倍感担心。他们纷纷改变昔日行走习惯,开始与农民一样靠右侧行走以掩盖自己身份,渐渐地,“靠右走”成为法国新风尚,也成为革命的风向标。

  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节节胜利,大半个欧洲已经臣服法国,包括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俄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将行路习惯改为“靠右走”。后来,人们发现马车在高速运行之时,靠右侧行驶确实比靠左侧更为安全。尤其是在机动车问世以后,“左手驾驶,右手换挡”的方式,远比“右手驾驶,左手换挡”好得多,自此,“靠右走”开始大规模出现。

  “靠右走”的阵营在美国加入后渐渐占了上风。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在独立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开始划清与传统欧洲封建主义的界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率先在1792年通过了“靠右走”的法案,其他各州纷纷跟从,在南北内战结束后,全美加入了“靠右走”阵营。

  随着美国的加入和现代汽车的普及,“左改右”的风潮开始显现。首先为了追随美国而改变自己习惯的是加拿大,于1923年完成了全国“靠右走”的法案。英国也想加入“靠右走”阵营,于1960年提出改革议案,但是终因成本过高而中途放弃。瑞典“左改右”的决心很大,于1967年强行通过“靠右走”的法案,甚至通过军队维持秩序强制国民统一整改。巴基斯坦原属英国殖民地,后来也想“左改右”,但其失败却是由于骆驼的原因,作为该国主要交通工具的骆驼非常固执,难以改变,所以作罢。

  还有很多国家是被迫“左改右”的,比如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因为二战期间德国占领而改成靠右行驶;朝鲜南北分立,朝鲜因中苏原因“左改右”,而韩国则是因为美国而“左改右”。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制定的《仪制令》,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和最全面的道路交通法则,其影响至今仍在。

  《仪制令》由唐太宗亲自发布实施,主要规制目的在于“礼仪”方面,同时也将道路交通作为重要一条加以单独规定,即“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为什么说《仪制令》对中国古代交通制度有着最为关键性作用呢?原因有三个:

  第一,《仪制令》将儒家的“礼”作为道路交通的基本规则。在强调道路交通秩序和效率的同时,重视尊卑有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太宗所言:“朕闻教化之本,礼让为先,欲设规程,在循典故。盖以中兴之始,兆庶初安,将使知方,所以渐诱”。说的就是道路交通要以“礼让为先”,又尽量避免太过繁琐,反映出唐初政府对民间的教化政策。

  第二,《仪制令》强调了效率与安全作为道路交通的核心理念。在该规定中的四原则里,有一半是强调道路交通效率与安全的。“轻避重”说的就是两车相遇,载重量轻的易于掉头,有助于效率和安全;“去避来”影响更大,至今仍有“先来后去”的习惯存在。当然,仅靠这四个原则维持唐代巨大而繁忙的交通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唐律》依据这些原则衍生出系列具体条款,如“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在后世演化成为“限速”和“人车分流”等现代交通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订价,不得超载”的规定,在现代演化成为“禁止超载”的规定。“不得在中流索价”的规定,演化成为保护乘客交易安全的现代条款。“出航,要避风浪”的规定,成为现代社会风浪预警的鼻祖。由此可见,在唐代,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今相差无几。甚至还有类似“凡有节者有爵者至,则为之辟”的规定,说的是一旦出现有外国使节经过之时,应该暂时封路,这与现今的一些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同出一辙。

  第三,《仪制令》强调了违反交通管理办法之后的惩罚性措施。任何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否定性评价,那么这部法律的执行力度就会打折扣。违反《仪制令》的法律责任和执法部门规定的非常清楚:“委本县所由官司,共切廵察。有敢犯者,科违敕之斤罪”,说的就是由县级主管部门掌控交管事项,对于那些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将严惩不赦。具体惩罚措施较为严厉:“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说的是要打屁股五十下,这已经是较重的刑事处罚了。对此,《唐律疏议·违令》解释道,“令有禁制,谓《仪制令》行路贱避贵、去避来之类,此是令有禁制,律无罪名,违者得笞五十。”

  这种解释说的就是违反交通规则,虽然没有明确罪名,但是已经违反了《仪制令》的基本原则,所以要“打五十大板”。有人认为,违反交规就要打五十大板,处罚过于严苛。其实不然,真正实施刑罚的例子很少,这些强硬规定大多起到的是震慑性作用。正是这些较为原则和严苛的规定,保障了唐代开元以前的道路安全,促进了国家发展,使得唐初商客“远道数千里反不持寸刃”,一片和平祥和景象。杜甫曾为此写下了“忆昔开元全盛日,九州道路无豺狼”的诗句。

  近现代中国在“靠左走”还是“靠右走”的选择中有过反复。我国历来都是“靠左走”国家,但是在汽车引进之后,情势却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纪后期,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英国势力范围在长江以南区域,而北方多为德法俄势力范围。因此,在汽车进入中国后,出现了南北各不相同的两种行车方式南方靠左,北方靠右。后来,在日本入侵时期,沦陷地区汽车靠左行驶,其余国土按照国民政府于1930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汽车也是靠左行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援华汽车基本来自美国,这就产生了美国车为适应中国“靠左走”而需要额外改装的现实问题。抗战胜利后,很多中国城市尚存大量美军部队,因为两国道路交通规则的不同导致事故多有发生,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调研。1946年2月9日的《申报》曾称:“因为军用汽车云集,运输量激增,均有行车秩序混乱的发生,及肇祸伤人的不幸事件。靠左行驶,或不习惯,拟改为靠右行驶,以谋矫正一切弱点。”

  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提议行政院立法通过了“靠右走”的规定,行政院按照军委会的意见出台了《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车辆一概靠右行驶,转弯时除交通警察特准外,一律靠右边顺转。人兽力车应绝对紧靠右边。”至于公路上的行人,国民政府认为中国“靠左走”实为传统不易更改,所以仍规定“行人靠左”。

  后来有学者提出,如果双向车道,人车共行,那岂不容易发生对撞事故?所以,后来国民政府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这才开始全国车人共同“靠右走”。新中国建立后,依照此规定,直至今日。

  早在上古黄帝时期,黄帝看到风吹草转,于是心生灵感,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车轮。并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开始造车。有了车辆后,我国古代道路交通和运输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变自然的力量增强了。车辆的发明对中国早期经济和军事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人们为了纪念黄帝的这一发明,尊称他为“轩辕氏”,这一称呼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发明了车轮后,人力车和兽力车开始出现,渐渐地形成了道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考古发现,那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建造道路和桥梁。到了商代,人们使用石灰筑路,并修建木桥方便通行。周代,随着战车的出现和国土的扩大,一方面要修建更宽、更平和更长的道路,另一方面也要应对日趋繁忙的道路交通,所以自周代开始,国家正式设立“司空”作为管理国家土木建设和道路交管的专门性官职。司空权力很大,地位很高,属于皇帝之下“三公”之列,可见周代对国家建设的重视程度。正是因为周代对道路交通的格外重视,所以周代造路被形容成“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种又平又直的道路为维护国家统一,方便各路诸侯朝贡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秦代统一六国后,进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改革,旨在推行全国统一的道路标准。有人会问,“车同轨”的重大意义究竟在哪里?“车同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交通强制法,按规定全国不仅要建成标准统一的道路,而且还要将车辆的轴距调整一致。之所以强调轴距,是因为秦时战车没有轮胎,长时间行走会造成地面出现固定痕迹,有时候这些痕迹会很深(达数秦尺),这就客观上形成了车辆在行进中,轮子会沿着车痕行驶。统一之后的车辆宽度标准为六尺(秦尺),约合1.38米,这样一来,统一标准的车辆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飞驰了。这就好比现在国家统一了铁轨的宽度和火车轮子宽度一样,非常有利于道路交通便利。

  汉承秦制,在道路交管方面设立了“邮、亭、驿、传”四种级别,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这些机构有两个责任,一是负责本地安保工作,二是养护公路。汉代设立的“亭”级机构(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公路局和派出所的合体)有近3万个,因为汉高祖曾担当过亭长,所以他对道路建设尤为关心,在他的努力下,汉代国家公路长达15万公里,其中向西延伸到黎巴嫩和伊朗的道路又被称为“丝绸之路”。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其道路建设也达到中国古代时期的顶峰,甚至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在一些连接大城市的驰道上,竟然可以达到每天行进500里的速度。难怪唐玄宗时期,杨贵妃的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送到美人手中之时,荔枝竟然还没有变色。(朱巍)